简要内容：从地震后到8月中旬，北川最大的灾民安置点擂鼓镇，两万左右灾民过着帐篷生活。擂鼓镇第二安置点灾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世利解释说，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因为救灾物资是多头发放。

    【领救济】

     悄悄议论“哪儿又发东西”

    救灾物资是多头发放，不同安置点发放的东西不同。另外，聚居点的大多数壮年都回过倒塌的家里掏家具和现金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杜耀邦也曾找过活干。

    刚开始他捡过几天破烂，一天能有十几块钱的收入；从废墟里掏砖，一块砖两毛钱；在活动板房工地上做零时工，一天50元。但时间都不长，一共赚的有200多块钱。

    最大的收入来自于回家掏废墟。7月中旬，杜耀邦回到东溪沟村自己倒塌的房子里，掏出了一些锅碗瓢盆和400多元现金。

   聚居点的大多数壮年，都回家掏过家具和现金。

    “有的人是回家掏自己的东西，也有人是掏别人的。”曲山镇邓家片区云里村的黄继松说。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对于受灾困难群众临时生活补助政策明确指出，给予受灾“三无”人员(因灾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和无收入来源的困难群众)，每人每天发放1斤救济粮和10元救济款，受灾“三孤”对象每人每月补足到600元，发放期限为三个月(即从5月12日到8月12日)。

    但截至8月17日，杜耀邦家每个人(属于“三无”人员)都只领到一个月的救济款300元。而“三孤”人员郑兴发也只领到一个月的救济款600元。

    “我曾经问过上级领导，他们说‘三无’‘三孤’人员的具体人数，尚在统计之中。”东溪沟村村支书朱华银对村民解释说。

    这是一个“不患贫患不均”的封闭空间，灾民们彼此间传递着“哪里又发什么东西”的信息，又不断抱怨着各个村子救灾物资的“分配不公”。

    12日下午，城关镇的马云祥从安置点领了4件新T恤回来后抱怨：其他镇子已经发了好几次牛奶了，我们一袋都没领到。

    同日下午，东溪沟村的赵正富抱怨：外面捐的新衣服，都发给城里人了，发给我们山里人的都是旧衣服。

    擂鼓镇第二安置点灾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世利解释说，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因为救灾物资是多头发放。

   大米、救灾款、帐篷是由村上发的；水和饼干等其他一些救灾物资，是由安置点发的。另外，安置点一区归北川县建设局管，而二区归司法局管，因为每个局的财力不一样，所以下发给自己所辖区的一些救灾物资，也就不一样了。

   【“争”物资】

    当地人和安置点灾民“争水”

    有村民认为，安置点占了他们的地应该给发救灾物资，而对方则称只负责给安置点的灾民发放

    除了不经意的攀比之外，灾民总体上相处是和谐的。只是偶尔和安置点所在地的胜利村村民，会有一些矛盾。

    就在杜耀邦他们吃午饭时，擂鼓镇胜利村四组的五六个村民和擂鼓镇安置点二区的管理者发生了纠纷：这些村民要求安置点给他们每人一箱纯净水，结果遭到拒绝。

    “你们的救灾物资不归我们发放。”二区的管理者冲胜利村的村民喊，“我们只负责给住在二区的灾民发放物资。”

    争执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慢慢的，争执的双方变成了胜利村当地人和杜耀邦他们这些外来灾民。

    “看到没，连一箱水都不愿意给我们。”胜利村4组的张新英说，“凭什么给你们发东西，却不给我们发，你们还占着我们的地呢。”

    “我们也没发什么东西啊。”外来者中有人回答，但是对于“占地”一说，却没搭腔。

    因为修建安置点，张新英两亩多耕地全被占用了。“以后我们吃什么呢？”张新英抱怨道。

    “说都不说一声，就把我们的房子推了，把田里种的庄稼也推了，也不跟我们来谈赔偿。”张新英说，她来找安置点要东西，并不是惦念这点物资，也不是对外来的灾民有意见，而是想知道，“政府还管不管我们。”

    实际上，胜利村的张新英他们和聚居点的外来灾民并没有真正吵起来。相同的苦难经历，使双方说话的声调很快就降了下来。

    “安置点的人际关系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黄世利说，“某些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通情达理，关心他人，而有些时候，他们又会因为很小的利益发生争执。”